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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流淌着法治的血液

 



2011年10月25日,新华社受权播发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。10月27日,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》白皮书面世。信息传播上的紧锣密鼓,使文化圈、法律圈的诸多人士甚感欣慰:如果说前者吹响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,那么后者则掀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大旗——先进的文化必然流淌着法治的血液,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培育和法治精神的牵引。

培育法治文化是全体法律人的共同担当——10月27日,中国政法大学不同学科的15位专家学者围绕“法治文化培育与文化强国战略”这一主题,从法学、哲学、政治学、文化学等不同视角,就法治文化的定义、法治精神的内涵、法学教育的担当、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,勾勒了法治服务文化的路径与蓝图。

法治文化定位: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样式

什么是法治文化?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、教授文兵认为,法治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可以拆开来加以考察。文化是我们活动的产物,是我们生活的样态。它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我们的思想观念、行为举止之中。法治就是对于法律的尊重,而法律其实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,是伦理的底线。法律只有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,不再仅仅是作为外在的强制,而是成为一种文化,法律才能得以坚守。法治与文化本质上是一体的、相互交织的。法治,不能没有文化;文化,也不能没有法治。法治文化指的是一种整体文化,是人的一种生存样态,关注的是法治对于整个文化的塑造,是文化对于法治的支撑。

“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校长、教授黄进分析指出,文化不仅是人的生存、生产、生活方式,而且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精神、思想、传统、习俗、价值观等方面的生活样式。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两相结合,可以说,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、政府依法行政、司法机关依法执法、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生活方式。

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考察了法治文化概念的变迁。起先这是中宣部、司法部作为普法概念提出来的,是侧重于面向大众的。这次中央“决定”虽然没有直接提法治文化,但强调要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,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,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,提高全民法律素质,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,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”。把这些内容变成现实,就是要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法治文化。周永康同志日前在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上也要求政法机关“要在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”。这就比原来的法治文化含义深化了、扩展了。“结合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法治定位为政治文明,我认为,法治文化主要是区别于人治文化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体系。”

法治文化价值: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不二选择

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究竟以何种“文化”来强国?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主任、副教授庞金友认为,这个命题其实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。从历史上看,以文化促发展,以文化促进现代化,迄今为止已形成了三个基本模式:(1)欧美模式,即以个人主义、功利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文化,它推动了近代工业革命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。(2)苏东模式,即借助以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文化,主要依靠重工业发展和计划经济获得成功。(3)东亚模式,即借助传统的儒教文化,以教育和知识为主导,突出文化价值,以文化驱动经济,被称为“第三种工业化模式”(由于韩国最具代表性,所以也称“韩国模式”)。三种模式各有利弊。我们是要择三选一,还是另辟蹊径?从现实来看,当代中国的文化是一个集传统文化、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“三位一体”的复合型文化。单纯依靠一种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,因此“韩国模式”可以成为参照,但也绝不是不二选择。如何看待韩国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不同,在传统文化、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寻找平衡点,是颇具挑战性的问题。

法治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选择。在文兵看来,文化可以多元,但不论我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,总有一些基本的规范不能逾越。这些东西可以把我们凝聚起来,成为共同的操守。由法治精神所灌注的文化,就是这样一种文化。通过法治文化的培育,可以使各种表面的文化诉求与实际的文化样态走向统一。

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、教授马怀德对此高度认同。他认为,强调法治文化就是强调法的权威。因为法治文化体现的是法的精神、法的理念,所以与文化强国战略是一致的。培育法治文化,强调法的权威,就是强调规则的统一和平等适用,强调程序,强调民主,强调理性,强调尊严。

李德顺重点从政体与国体的关系出发,阐述了培育法治文化的价值。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,人民民主的国家,这是我们的国体(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和主权定性)。而它的政体(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)则应该是法治。所以,法治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司法系统和司法部门的事,而是国家政治的实质特征和核心内容。以这样的政治内容为核心,变成我们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实践,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,那么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一种法治文化了。所以,法治不仅仅是治国手段,更应成为生活规则、生活方式。

这个观点引起了黄进的共鸣。在他看来,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。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,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,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在法治。所以,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、政治进步、法治昌明、文化繁荣、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,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当务之急。所以说,法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,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建设。

法治文化培育:节点与路径

法律体系形成后,我们缺的不是法律法条,而是法治意识、法治精神。在李德顺看来,“缺法”的突出后果,表现为两大危机:政府的“公信力危机”和老百姓的“安全感危机”。解决两大危机,还得呼唤法治。政府的公信力来自哪里?来自于忠诚于法律,来自于依法办事,公开透明,一以贯之。对于百姓而言,如果有了法治这个后盾,一个很穷的地位很低的人也不会觉得很弱势,也能活得理直气壮,安全感也就有了保障。

“我赞同李德顺老师关于法治文化两个核心点的提法:一是公平正义的实现追求,二是法治精神的实践与实现。”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所副教授刘飞说,如果不从这个层次来看待文化问题,那么即使有再高的文化产品的产量,再能够拉动GDP新的增长程度的文化市场,也不能够成为文化的强国。没有法治做保证,文化强国就是空中楼阁。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教授于飞也认为,法治文化的核心之一,就是依法而治,是社会民众对社会调节方式普遍的内心认同。法治一旦上升到文化层面,它的核心应当是社会公众对法律、对制度的敬畏和依赖。

如何培育法治文化?黄进认为法学教育机构:一是要做法治思想的引领者,二是要做法学理论的创新者,三是要做法律制度的构建者,四是要做法学教育的先行者,五是要做法治生活方式的布道者,从而引领全社会敬畏法律、信仰法律、遵守法律,让法治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,让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。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教授刘斌希望落实《决定》要求,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搭建更好的平台,建设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,丰富法治文化的培育。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教授郭成伟提醒,将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。同时把公务人员的素质养成作为法治文化培育的重点内容。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刘徐州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提出,当前法治文化的培育必须高度重视新闻传播的推动作用。

综合这些观点,马怀德认为在中国培育法治文化要看准五个问题:一是高官、高管率先垂范,二是媒体理性自律,三是教育者高度负责,四是公权依法行使,五是民众理性。只有各方面共同担当,才能使法治文化培育落到实处,实现文化强国的伟大理想。(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王松苗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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